本文摘要：
《王祥“枯冰求鲤”》 陈少梅 不作《大舜“孝感一动天”》 陈少梅 作读莎翁的《哈姆雷特》，一不留神，之后意识流出有个中国版的报仇故事：唐宪宗元和六年（811年），一个叫梁悦的关中富平人，因其父被人杀死，欲杀人以报父仇，后到地方官府讯问谢罪。《王祥“枯冰求鲤”》 陈少梅 不作《大舜“孝感一动天”》 陈少梅 作读莎翁的《哈姆雷特》，一不留神，之后意识流出有个中国版的报仇故事：唐宪宗元和六年（811年），一个叫梁悦的关中富平人，因其父被人杀死，欲杀人以报父仇，后到地方官府讯问谢罪。所谓杀人者偿命，自古以来道理。然而，奇怪的是，对案犯杀死还是不杀死？却沦为地方执法者的一个难题，不肯私自裁决，最后一级级请示到宪宗皇帝那儿，出了一桩名副其实的通天大案。有意思的是，宪宗皇帝本人在杀死还是不杀的问题上居然也吃不准，如期无法“圣裁”，最后不得已批给尚书省商议，以便拿走个稳健的处理意见。
这个并不简单的案件，审判时何以显得如此棘手？一切均因为案犯的杀人动机乃是为父杀掉。自古以来道：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梁悦替父杀掉，是他身兼人子负起的义务。如果他敲着父仇不察，苟且偷生不作缩头乌龟，岂出了痛骂、不忠之徒?中国封建制度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其社会基础，故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以孝治天下，并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礼法文化。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梁悦为父杀掉的不道德合乎礼法，如果杀死了这个热血男儿，非但枯了天下孝子之心，亦有悖于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；然而不杀死梁悦，又将改置国家律法于何地？如是，也就不该此案变为了烫手山芋，即便是位列九五之尊的皇帝本人亦首鼠两端，“报仇，据《礼经》则义有所不同天，征伐法令则杀人者死，”而如何在“均王教之大端”的“礼、法二者”之间权衡之，获得双赢，则无法行事了（闻《资治通鉴》）。使宪宗皇帝挣脱这一窘境的，乃是时任员外郎的大诗人韩愈。皇帝批文发布命令尚书省后，无论是“一把手”尚书令（即宰相），还是所属六部和司的头头脑脑，大自然都不肯为难，开会专题会议商议此案。
大约由于当时法律条款中，对准否复父仇以及不应分担怎样的法律责任，缺少明确规定，所以大家议来议去，却一直决。最后，还是区区司级干部韩愈的意见占到了绝对优势，韩愈的意见大体如下：现行法律条款中，没明确规定否获准为父杀掉，这并非是法律的疏失，而是为执法者留给“酌其情而处之”的空间。因为法律如果硬性规定不准复父仇，那就不免受伤天下孝子之心，并且违反了以孝治天下的先王之训；而容许复父仇，又导致随意什么人都有可能自恃法律的名义去杀人，而执法人员却无法禁令这种不道德，终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。鉴于此，应当规定一条新制度：凡牵涉到复父仇的案件，由地方司法部门实情请示尚书省集体商议，拿走可行性意见后上诏皇帝，由皇帝定夺、权衡，最后作出最后裁决。
这样方能顾及礼、法，并使社会舆论无所谴责了。宪宗皇帝圈阅韩愈这一意见后，实在十分有道理，欲下诏将梁悦杖责一百，放逐循州（今广东兴宁、陆丰一带）。倚赖韩公的政治智慧，此案当事人梁悦，不仅以求活命，而且名垂青史，宋代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以及富平县志，都记述了这位孝子的事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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